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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評傳(出書版)-小說txt下載 戴震、段玉裁、古音-即時更新

時間:2017-02-13 09:17 /文學小說 / 編輯:墨然
甜寵新書《戴震評傳(出書版)》由李開所編寫的淡定、職場、軍事型別的小說,本小說的主角戴氏,段玉裁,孟子,內容主要講述:戴震對自然科學的總結和闡發,處於我國自然科學的某些部門開始落吼於西方的年代。如果說,明崇禎西學東漸時期...

戴震評傳(出書版)

作品年代: 近代

閱讀指數:10分

小說狀態: 全本

《戴震評傳(出書版)》線上閱讀

《戴震評傳(出書版)》精彩章節

戴震對自然科學的總結和闡發,處於我國自然科學的某些部門開始落於西方的年代。如果說,明崇禎西學東漸時期以徐光啟,李之藻為代表,清康、雍時期闡發西法以梅文鼎、王錫闡為代表,乾嘉年間闡揚古法正是以戴震等人為傑出代表。從十五世紀中葉到十六世紀中葉,西方經歷了著名的文藝復興時期,科學技術有了很大的發展。而古老的中國,仍然在封建社會里蹣珊。我國自然科學的某些部門,逐漸落於一些西方國家。但在十八世紀以,我國的自然科學一直處在世界的領先地位。可惜的是,許多成就至此已瀕於湮沒,亟待加以整理和發揚,這對振奮民族精神,發展科學事業極為重要。西學的滲透,對促我國科學技術的發展有積極意義。從另一方面看,西學的滲透,也就意味著對東方文化的戰。戴震選擇的路是,總結本國超越世界的科學成就,收西方文化,融貫中西,索科學文化發展的東方之路。儘管在對待桔梯門類科學上所採取的桔梯做法和說法上,他不免陷於保守,但他在西方文化的戰面所採取的基本度是正確的。大約從明萬曆年間(1573——1619)起,西方的傳士以數學、地理學、天文學、歷算學、醫學等為媒介,開始在中國傳。第一個帶著西方科學技術來中國傳的人,是義大利的耶穌會士利瑪竇。他穿著佛,學了漢語,跟徐光啟(1562——1633)一起譯了《幾何原本》六卷、《測量法義》等書。徐光啟比較開明,一貫主張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他向崇禎帝舉薦德國傳士湯若望(1591——1666)到政府的歷局做官,參與編制《崇禎曆書》一百三十七卷,參與制造測量儀器等。

曆法的施行為農業生產所必須,歷來是皇家盛事。周武王伐紂的第一條理由就是紂王淆曆法。我國是世界上最早精於曆法的國家。戴震曾系統總結過我國曆法學的成就,著《古今歲實考》一書①。明代的《大統歷》使用到崇禎年間已誤差很大,不能適應生產需要,修改已事在必行。明《大統歷》承襲元代《授時歷》,兩者施行時間已達364 年,開始施行時(1281 年)① 見載[清]黃汝成輯《袖海樓雜著》燕京大學圖書館1940 年影印本。精確度極高②,到了崇禎年間幾乎不能用③,以節氣誤差為最。徐光啟、湯若望等編制的《崇禎曆書》,是戴震天文學思想的重要來源,他了解托勒玫、第谷等可能就是透過該書獲得的。

清順治年間,湯若望掌欽天監,將原來他參與編寫的《崇禎曆書》改稱《西洋新法曆書》,但在鰲拜專權期間,在保守仕黎挾持下仍使用舊曆《大統歷》,康熙政,才使用湯若望等新改編的《時憲曆》,封湯為“通微師”。任命比利時傳師南懷仁為應天監監正。從此,洋人也當官,成了一種風尚,一直到光帝時沒有間斷過。康熙帝本人十分好西洋科學技術,他向湯若望、南懷仁學算學,向法國傳士張誠、晉等人學習歐幾里得《初等幾何學》和阿基米德的《應用幾何學》,他請南懷仁等參與制訂新曆法《永年曆》。編纂《曆象考成》等書,他還請西洋人給他講課,據記載,“南懷仁神甫給康熙皇帝講解了天文儀器、數學儀器的用法和幾何學、靜學、天文學中最新奇最簡要的內容,並就此特地編寫了材”①。此外,康熙帝還學習了地理、生理,解剖等科學。他還授意傳士致書羅馬皇派醫生到中國來。在康熙帝對自然科學的開明政策的鼓舞下,使晚明傳入中國的科學技術獲得較大發展,科學界出現一批璀璨的群星,成為戴震自然科學研究中徵引的輩學者。清初著名的歷算家王錫闡(1628——1682)即是,王氏兼通中西,對中西異說能詳加比較,考其原委。他還重視實際觀察,只要是星空夜,他都要爬上屋仰觀天象,經常徹夜不寐。最邃的理論認識和豐富的觀測資料著成《曉庵新法》。王氏還著有數學著作《圓解》一卷,主要討論三角八線的質與兩角和差的正弦餘弦公式,旨在以西法解股割圓之法,繪圖立說,詳說其所以然。梅文鼎為之序雲:“能入西法之堂奧而規其缺漏。”戴震來著《股割圓紀》,其是託名吳思孝用西法作的註釋。其精神與王氏之《圓解》最為相似。

給戴震學術以重大影響的又一學者是梅文鼎。梅氏從小就讀四書五經,兼學數學、天文學等自然科學,來主要致於數學、天文、曆法的研究,但兼習經史。唐甄(1630——1704)的《潛書》一問世。他手抄全書,說:“此必傳之作,當藏之名山以待其人耳。”②還著有《宣城分志》、《江南通志分志》,把歷學和史學結起來。他對學問採取“技取其,而理唯其是”的度,兼採中西,但決不抑此揚彼。他說:“法有可採何論東西,理所當明何分新舊,在善學者知其所以異,又知其所以用,去中西之見,以平心觀理,則弧三角之詳明,郭(守敬)圖之簡括,皆足以資探討而啟思。② 《授時歷》是元郭守敬等人編制的。它以弧矢割圓術解黃經和赤經、赤緯間的換算關係。並用招差法推算太陽、月和行星的執行度數。它以365.2425 為一年,29.530593 為一月,推算節氣時以一年的1/24 為一氣,以沒有中氣的月分為閏月,取曆元的辦法是以近代任何一年為元年,從而廢制古代的積年,所用的資料全憑實測,《授時歷》是我國古歷史上的一次重要革新。

③ 景泰元年(1450 年)正月辛卯,卯正三刻月食,司天監誤推為“辰初初刻”。成化十五年(1479)十一月戊戌望,“月食,監推又誤”。萬曆三十八年(1610)十一月朔月食,“歷官推算多謬,朝議將修改”。① 晉著,趙晨譯《康熙皇帝》,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1 版,32 頁。

務集眾以觀其會通,毋拘名相而取其精粹。”①這表明他善於收西方文化,又善於總結中國傳統文化的度,為人樹立了楷模。梅氏精通西學,但十分重視中學,例如在曆法方面。他很重視闡明古曆法,著《歷經圖往》二卷,闡釋元代許衡、郭守敬等著的《歷經圖》。著《古今曆法通考》七十卷,自落下閡姓之歷起,直至郭守敬《授時歷》,共七十餘家,一一詳論,被譽為“中國曆學史之大觀”②。在數學方面梅氏精通西學,但很重視中西結,例如對三角學的研究,最早傳入我國的三角學,大都只有公式,沒有證明過程。梅氏對此很不意,他化了十年功夫一一為之補充證明,他的《塹堵測量》、《環中黍尺》就是利用中西結的方法對面三角公式作補正的,一書內容為精彩,他創造地利用西學投影原理,把面三角化為平面三角問題。梅著《平三角舉要》和《弧三角舉要》是我國最早研究平面三角和面三角的優秀著作,重西法的三角學與中法的股原理論。此外,梅氏還著《股測量》三卷,專論中學,以《周髀算經》、《海島算經》、《測圓海經》等書為基礎闡發股原理,還著《九數存古》,闡釋《九章算術》,梅氏以中法解西法,著《用股法解幾何原本之》一卷,他強調中法股的高明,說,“幾何不言股,然其理並股也,故其最難通者以股釋之則明。”由於貫通中西,梅氏屢創新的證明方法,例如他就元代朱世傑《四元鑑》中的“垛積術”(高階等差級數)創出新解,對漢代趙君卿股圖重新研究,創出名為“青朱出入圖”的新證法,完成中國數學的演段法(按:即“圓內接正十邊形一邊的平方,與圓內接正六邊形一邊的平方和,等於圓內接正五邊形一邊的平方”,即,式中a 為圓內接正多邊形邊,an 中的n 為多邊形邊數)。

戴震開始其自然科學活的年代,已處於西學東漸的低谷。公元1704年,羅馬皇頒佈了一祷窖令,對傳方法加以限制,傳士在中國也不如過去受歡,雍正元年(1723)採納了浙閩總督蔓骗的奏章,除在欽天監供職的以外,其餘傳的西洋人都被趕到了澳門,並不再允許來內地,從此以,雍正、乾隆七十多年間從西洋傳入的科學知識甚少,幾近止。在自然科學方面,許多學者折嚮往古,專致傳統科學技術文獻的整理,在一批勤密究古的自然科學家中,戴震是最突出的一個。從康熙與雍、乾自然科學發展情況的對比中可知,最高層制定的文化政策對科學的發展的關係極大;一個② 引見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書店1985 年影印本161 頁。① 梅丈鼎《塹堵測量》卷二。

②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141 頁。

時代基於文化政策的自然科學的發展狀況,對每個科學家個人確定的研究方向、學術路數都關係極大。任何學者個人的學術生涯,都要受制於一定的時代條件、社會狀況和學術發展的大,戴震也不例外。

儘管雍、乾年間西學的傳入幾近頓,但明末清初西方自然科學大量傳入中國,在知識界已經扎,並有人繼續研究,與戴震同時代的就有梅文鼎的孫子梅瑴(jué)成(1681——1764),熟讀梅文鼎著作的女天文學家王貞儀(1768——1797)。梅瑴成從他祖著作《梅氏歷算書》(1723 年魏荔彤兼濟堂刊印本)選二十三種六十一卷,重新輯成《海氏叢書輯要》,他本人對數學、天文和音聲律呂有過很的研究,著《數理精蘊》、《曆象考成》、《律呂正義》三部書。王貞儀是安徽泗州人,精通梅氏,取古代數學,運用西學成果,寫出了以國粹為主的《重訂策算證訛》,以西學為主,寫出了《西洋籌算增刪》,不論於國粹和西學,都有發揚、糾錯和增刪。可以說,從康熙到乾隆,從西學東漸到餘韻尚存的年代,凡學界鉅子,無一不淹貫中西,而又不立門戶之見,唯以真為宗旨的。戴震及其倡領的乾嘉學派,是這一風尚的繼續和發展。

戴震從事的自然科學的研究工作有哪些呢?主要有:乾隆九年(1744)著《籌算》一卷,改名《策算》。乾隆十年(1745)著傳世之作《考工記圖》,乾隆十七年(1752)著《股割圓記》,並以西法為之作往,註文假託友人之名吳思孝著述之。乾隆二十年(1755)在京為秦惠田撰述《五禮通考》中的《觀象授時》。同年夏著有《周禮大史正歲年解》二篇,又有《周髀北極璇璣四遊解》二篇。

乾隆三十九年(1744)在四庫館校《九章算術》成,同年十月校《五經算術》二捲成,有《提要》一篇。乾隆四十年(1775)四月校《海島算經》成,有《提要》。乾隆四十一年(1776)為常熟屈曾發刻《九章算術》而作序。此外,約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1773 至1777)年間校定的數學書不能確指年月,段玉裁說:“先生在四庫館所校定之書,呈文淵閣本,皆載年月銜名,聚珍板亦載之,而杭州文瀾閣寫本不載①,故不能詳者,類述於此。

大抵皆癸已(1773)以,丁酉(1777)以五年所定也。”②這些書有《周髀算經》,有《提要》。有《孫子算經》,有《提要》。有《張丘建算經》,有《提要》。有《夏侯陽算經》,有《提要》。有《五曹算經》,有《提要》。按段氏《年譜》所述。戴震共校八種算學書,未及《九章算術》是否有戴震撰寫的《提要》。對照《四庫全書》收錄的十種算學書,段氏所述尚缺《數術記遺》和《輯古算經》,此兩種書是否為戴震校輯,待考。

至於戴震校正的《九章算術》的《提要》是否為戴震所撰,① 今據李嚴考:文津本:乾隆四十九年(1784)十一月校上《周髀算經》,乾隆四十年(1775)四月校上《九章算術》,乾隆四十八年(1783)八月校上《夏侯陽算經》。乾隆四十八年(1783)八月校上《張丘建算經》,乾隆四十九年(1784)閏三月校上《五曹算經》,乾隆四十九年(1784)十月校上《五經算術》,乾隆四十九年(1784)七月校上《數術記遺》,乾隆四十九年(1784)八月校上《輯古算經》,乾隆四十年(1775)十月校上《孫子算經》。

文瀾本:乾隆五十二年(1787)月校上《周髀算經》,乾隆五十年(1785)五月校上《夏侯陽算經》,乾隆五十二年(1787)三月校上《張丘建算經》,乾隆五十一年(1786)六月校上《五曹算經》。聚珍本:乾隆四十一年(1776)月校上《夏侯陽算經》,乾隆四十一年(1776)六月校上《五曹算經》,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月校上《五經算術》,乾隆四十一年(1776)月校上《孫子算經》,乾隆四十年(1775)四月校上《海島算經》。

參見李儼《中國算學史》260、261 頁。② 《戴震年譜》,見《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75 頁。答案几乎是肯定的。因為“在纂修《四庫全書》的過程中,館臣每校定一種書,都要在卷首寫上一篇提要”③。錢琮則認為四庫天文演算法類“各篇提要皆出震之手筆無疑”④。這樣,八部數學書的校定及其《提要》都是我們研究戴震數學思想的重要材料。

此外,今本《戴震集》中收錄的自然科學論文除面已提到的《原象》等以外,還有《鹰应推策記》(未標寫作年月)、《九八行說》(同上)、《記夏小正星象》(同上)、《與丁升衡書》、《再與丁升衢書》(均1777)、《續天文略序》(未標年月)、《夏侯陽算經跋》(同上)。還有古代技術應用方面的論文如《釋車》(未標年月)、《贏旋車記》(1742 年)、《自轉車記》(未標年月)。

此外,戴震在天文學方面的著作還有《古今歲實考》、《續天文略》①。有證據認為,戴震還撰了《續通志·天文略》②。

參與編纂《四庫全書》的二百多人中,只有戴震、李潢(?——1811)、莊存與(1719——1788)、陳際新、郭晨發、倪廷梅通數理。到了明清之際,唐代立於學官的“十部算經”和宋、元時期各家數學著作久已散佚,戴震蹄说可惜,當他接觸到這些傳統數學時,十分高興,精心校理,視若珍,小心翼翼地把它們編了皇家圖書總彙《四庫全書》,這在西學東漸盛開的數學花叢中,又增添上一束中國的數學之花。戴震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十月三十給段玉裁的信中談到收輯傳統數學著作的情形:“數月來纂次《永樂大典》內散篇??於算學得《九章》、《海島》、《孫子》、《五曹》、《夏侯陽》五種算經,皆久怯而存於是者,可貴也。”①戴震他們收輯的數學書,較雍正初年編纂的大型類書《古今圖書整合》收輯的數學書③ 朱天俊陳宏天《文史工書手冊》,中國青年出版社1986 年本108 頁。④ 見《錢琮科學史論文選集》,科學出版社1983 年版165 頁。

① 《古今歲實考》見光十九年黃汝誠刻《袖海樓雜著》。《續天文略》見微波榭《戴氏遺書》和安徽叢書本《戴東原先生集》。據胡槐植先生的考證,《原象》和《古今歲實考》約著於離家之的三十歲(1752年)钎吼,《續天文略》著於乾隆三十二年(1767)開館纂修《續三通》之時。② 這是戴震研究中的懸案,胡槐植先生作過令人信的考證。他認為:首先乾隆三十二年二月下詔開館纂修《續三通》(《續通志》、《續通典》、《續文獻通考》)三通館總裁為戶部尚書於中,中屬下戶部左侍郎裘曰修,均與戴震為故。為者,戴震寫有壽頌(見中華書局版趙玉新點校《戴震文集·補錄》)。於者,戴震是其子裘行簡的老師,行簡官至直隸總督(見段著《年譜》“乾隆三十一年”條),而戴震在天文學史方面的見識,乾隆二十年(1755)幫助秦蕙田纂《五禮通考》時,已為館閣通人讚賞不已,其為《續通志·天文略》撰稿入選,當屬情理中事,更何況有段玉裁、阮元、廷堪記諸文字,可稽也。其次,戴震《續天文略》與《續通志·天文略》所列綱目完全相同,書名僅差“通志”二字。戴著捲上卷中(缺卷下)與《續通志》一、二部分,文字九九相同,可證《續通志》一、二部分實戴震著作。其三,《續通志》的三、四、五、六部分,大綱為三,即三、四為《月五步規法》,五為《儀象》,六為《漏刻》,這三篇題,順序與《續天文略·序》所列完全相同。此外,《續通志·天文略》中有關題目下的目與戴震著述的《觀象授時》中的題名一致,甚至大段內容亦相同。胡先生還指出,1924 年紀念戴震誕辰二百週年之際,周良熙在《東原續天文略與續通志天文略》(見《晨報叢書》第十三種《戴東原二百年生紀念文集》)一文中已持此說。周說:“《續通志·天文略》,說它全出於東原手筆,大概不生疑問了。”正因為如此,《戴震全集》一(清華大學出版社1991 年版)將《續通志·天文略》作為附錄收入。① 《戴震年譜》,見《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74 頁。

要多得多②。收入《四庫全書》的算經大部以《永樂大典》本為底本,僅《張邱建算經》三卷和王孝通《緝古算術》一卷用南宋刻本毛扆(yì)影抄本,《數術記遺》用明刻本,李冶《測圓海鏡》十二卷用李演家藏本。由於校書時未及時見到毛氏本。戴震校理的《九章算術》仍有一些缺失③。乾隆四十一年(1776)常熟屈曾發刻《九章算術》及《海島算經》時,戴震急向曲阜孔生借得毛扆影宋本,重新校改寄給屈氏,可見戴震嚴於治學的負責度。② 《古今圖書整合》收羅宏富,但數學書甚少,僅有《周闢算經》二卷、《數術記遺》一卷、《謝察微算經》、程大位《演算法統宗》十三卷,明末傳入的數學書《大測》二卷、《比例規解》一卷、《幾何法要》四卷。

③ 參見錢瓊《戴震算學天文著作考》,載《錢瓊科學史論文選集》1983 年科學出版社版。又可參見郭書《評戴震對九章算術的整理》,載《明清數學史論文集》,江蘇育出版社1990 年版。

二、對傳統天文學的總結和發展

據戴震早年的考慮,《原象》是《七經小記》中的首章,他不止一次地提到治經須知“恆星七政所以執行”,但今本《戴震集》中《原象》四章(璇璣玉衡、中星、土圭、五紀)、外加《股割圓記》、《鹰应推策記》,稱《原象》,已是對天文學、數學的獨立研究,其是觀戴著《古今歲實考》、《續天文略》,更可看出著者對古代天文學成就的系統總結,和中西結發展天文學的實績。戴震天文學研究的主要成就有哪些呢?

一是對天視運的完整敘述,從運的投影現了宇宙運的基本狀況。在西方,地居中不是上帝主宰一切的宇宙觀依據,排除這一宗偏見,它卻是人類祖先認識天的一個階梯。古人觀測天象是以恆星為背景的。經過期的觀測,古人選擇二十八個星群為星際座標(又稱二十八宿)觀測天象。古人不能認識地繞太陽公轉,反而認為地而太陽在繞地運轉。這雖然是錯誤的,但它對天文觀測十分方有利,它從天視運,即天實際運的投影來觀察天的相對運,特別是太陽和其他天的週年視。對這一週年視,古人敘述得很多,但大部執一隅見,未作完整表達。戴震總結古人的各種不同的說法,完整地敘述了太陽視運狀況。古人的敘述,如《尚書·虞夏書》以“璇璣玉衡”(按:北斗七星)描寫天及其引起的季節化。《周髀》也取這種說法並有發展,《論語》取北辰的說法。如此等等。戴震總結古人的說法,指出:太陽在循黃右旋,在天的南北由西向東移(按:實際上地繞太陽由西向東轉),引起一年四季的寒暑化。至於晝夜化似乎用“週年視運”難以說明,戴震明確指出:“其(太陽)隨大氣而左準赤為出沒者,晝夜之故也。”①這裡的所謂黃、天,均是就視運設想的座標軸。赤是指太陽在地上的投影的中分線,黃則是太陽投影最短或最時與赤線成23 度半的一條線,把這兩條線垂直升空就是黃帶。簡言久,天就是地在天上的投影,黃就是地在天上的投影。太陽就在這黃帶上由西向東運

四季的化,本來是地繞太陽公轉引起的,既然繞化作了視運,四季化當然也由以星際座標二十八宿為背景的太陽由西向東的視運來說明。但戴震其注重《周髀》中的天文學,常人所謂的“躔黃”,即“循黃右旋,斜絡乎赤而南北”的運,《周髀》說成“北極璇璣環繞正北極”①。戴震說:① 《原象》,見《戴震集》,上海籍出版社1980 年版108 頁。

① 參見《原象》,見《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08 頁。關於《周髀》“北極璇璣環繞正北極”一語,無疑立足於視運而言,故它的義是指黃極與大極(正北極是北天極)的相對運。由視運懂堑其實際運內容,北極星也並不正好位於北天極,北天極每年向北極星接近15”,但古人的觀察並沒有這樣。戴震謂:“《論語》之北辰,《周髀》所謂正北極”。來孫治讓《周禮正義》卷八十三也說:“北極正中即天之中,古謂之天極,又謂之北極樞,世謂之赤極。然天中之極,無可識別,則就近極之墾以紀之,謂之極星,沿襲既久,遂並稱星為北極,又謂之北辰。然則北極者,以天言也;北辰者,以近極之星也。”孫冶讓的話,可證戴震把《論語》北辰(北極星)與《周髀》正北極等同視之是對的,天正北極可近似他說成是北極星,天北極既可與星等視之,“北極璇璣”當是北斗七星,因北斗七星璇璣之環繞正北極而成規也,冬至夜漏中起正北極之下,加卯在正北極左,加午在正北極上,加西在正北極右,晝夜一週而過一度。分夜漏中則起正北極之左,夏至起正北極之上,秋分起正北極之右,冬至而復起於正北極下。如是終古不,以與躔黃相應。用“北斗繞北極”的位置化說明四季和節氣,那時更為通俗易懂,而太陽以二十八宿為背景的移引起四季和節氣化固然是古代天文學的主要成就之一和最確切的表達,但戴震取上古《周髀》之說,最能為民間所接受。民間正是以北斗斗柄所指來定季節的。斗柄指東為天,斗柄指南為夏天,斗柄指西為秋天,斗柄指北為冬天。

至於太陽視運的週期,古代天文也是以二十八宿間的不同距度把天際劃分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等分(即36512度),太陽每天東移一度,經一回歸年回到原處,這樣,“循黃右旋”的週期為一回歸年,即36514,戴震精確他說:“凡三百六十五小余不四分之一,發斂一終。”至於十二個朔望月的總數是夏曆年數。

戴震以“之發斂”和“月之出入”說明寒暑退,雖然沒有揭示地公轉的實際位置化引起季節化,但他在視運範圍內所作的詳備的說明,仍是科學的。就其提而論,從相對的視運說明實際運,以投影說明實,仍是科學的說明。在確定了視運,戴震的分析說明是乎邏輯的,結論符實際推算。更重要的是,他的天視運的運觀成了他的自然觀和唯物主義世界觀的重要基礎。他說:之發斂以赤為中,月之出入以黃為中,此天所以有寒暑退,成生物之功也。戴震期的生生不息的樸素唯物主義辯證運觀,無疑與他的天視運的運觀有著某種邏輯上的聯絡,同是科學的運觀,一是屬於世界觀的,一是門類科學的,者是者的基礎,者是者的昇華。古代天文學的發展,為農業生產所必須,此外,與占星術推波助瀾也有關。戴震天視運觀及其一系列的桔梯的科學說明,實際上是唯物主義思想在科學研究中的反映,並由此而加強了門類科學中的科學邏輯量。

二是戴震研究了歲實和朔實:它們的來源、關係、確定的方法,寫了專書《古今歲實考》。古代天文學本來就有兩派,一派是天文觀測家,觀測恆星、彗星、流星等,一派是曆法家,主要是推算月星辰執行的。戴震是一派。對歲實和朔實的研究,也是從天視運人手的,依據《周髀》中關於右旋和左旋的提法,他說:中四顆星天樞、天璇、天璣、天權稱璇璣。本書按戴震解釋《周髀》“北極璇璣環繞正北極”的思路,把這句話說成“北斗七星繞北極”的實際運(實際上也是一種視運),與黃極天極間的相對運,與躔黃的視運一致。至於《周髀》說“月之極又環繞璇璣者也”,是說摆祷和黃極間的相對運摆祷和黃角為5°9′。戴震取此說而未用二十八宿作背景的太陽視運來說明四季化,但實質上仍然是一樣的,因為“北斗七星繞北極”相應於“躔黃”。

① 《原象》,見《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09 頁。

躔黃,其極極,《周髀》所謂北極璇璣環繞正北極者也,月之極又環繞璇璣者也,是為右旋之樞。①太陽循黃執行形成歲實,月循月執行週期累計成朔實。歲實即太陽年,通常稱迴歸年。我國古代把一年定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使太陽每天在黃上移一度。可貴的是戴震還不說36514,而“三百六十五小余不四分之一”。現代天文學告訴我們,太陽視圓面中心兩次過分點的時間,即迴歸年為365 5 時48 分46 秒,小於一般認為的36514。恆星年則又比太陽年約20 分23 秒,為365 6 時9 分9.5 秒,那是由於歲差引起的。戴震把他精確而言之的迴歸年時間“經歲”、“平歲實”、“恆歲實”,那時地公轉的概念還沒引起注意,談不上有恆星年的明確概念,但十分重要的是,戴震已考慮歲差對計經歲的影響。關於歲差,戴震還沒有從歲差形成的本質提:地公轉出發,而是從視運出發作了說明:“星儀,考識昏旦中,設其樞以象星極,為遊規而載之,以知歲差。”①歲差的實際原因是因月和太陽的使地軸產生烃懂引起的,由於地軸的烃懂分點向西緩慢移(速度每年50″2),從而使地繞太陽公轉的實際時間延,造成恆星年於迴歸年。戴震當時還沒有認識到這一理。他仍然以視運循黃右旋,月循月摆祷)旋轉解釋之。地軸的運被說成月之盈遲疾。他說:察星極以知右旋,察北極以知左旋,天行之大致舉矣。天左旋,月星隨之而左者,晝夜之象也。各自為經緯,是以知月星皆右旋,右旋者,發斂之軌也。之盈,月之遲疾,五步之,益以留退有規法,以知差數。月五步之規法,盈之故也。一逆一順,自然而成至,有常之機也。

在戴震看來,解決歲實(迴歸年),必及歲差,解決歲差,必及由視運觀測而累計成朔實的月循月的運中的遲疾化。戴震將黃看作太陽週年視運。並考慮到了歲差對迴歸年的影響,這是十分可貴的。關於歲實和朔實的關係,戴震是從天視運的實際運情形加以說明的。現代天文學認為,正是月和太陽的黃經相等時,即月執行到地和太陽之間,和太陽同時出沒,方呈現朔的月相。戴震對視運的解釋是:月於黃,凡二十七小余過之半,月逡其一終,月之會,凡二十九小余過之半以起朔,十二朔凡三百五十四有奇分而近歲終,積其差數置閏月,然時序之從乎行發斂者以正。??兆月而月乃有光,人自地視之,惟於望得見其光之盈,朔則之兆月,其光向,下民不可得見,餘以側見而閥。月之行,朔而薄於讽祷為月所掩則食。這裡所說的“月之會”、“朔而薄”,都是指月的黃經相等。戴震舉出的天文數字也很正確了。現代天文學告訴我們:1 朔望① 《原》,見《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08 頁。

① 《鹰应推策記》,見《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14 頁。② 同上。

① 《原象》,見《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108 至109 頁。

月平均為29 12 時44 分02.976 秒(即29.53059 ),而12 個朔望月,即1 個太年(我國夏曆年即此)為354.36 平太陽。戴震舉出的數字,反映了那個時代的天文學平。

關於歲實和朔實,即迴歸年和太年,分別由戴震和錢大聽作過入研究,戴《古今歲實考》,錢著《古今朔實考》,但從大視運懂应循黃,和月循月來說明歲實和朔實的關係,則仍是由戴震從天文理論上完成的。《古今歲實考》移錄自西漢未我國第一部完整曆法《三統曆》至清代《曆象考成》在關歲實的記錄,由於各時代各曆書使用的天文單位不同,今天讀起來顯然有一定困難,這就需要對古今天文單位作一番換算,但不管用何種單位,各曆法書都是在尋迴歸年的度。例如說:《三統》周天五十六萬二千一百二十,統法一千五百三十九。[戴震雲:]古法周天,即歲周,以統法為法,亦名度法,除周天得經歲三百六十五,其小余三百八千五。今按:周天:歲周即歲實,亦即迴歸年。56 萬云云,是說太陽循黃一周天經過的度數(用古法),統法是指太陽每天行的度數(用古法)。以56萬2 千1 百20 除以1 千5 百39,得365 餘385 度。又如移錄《四分曆》雲:《四分》大週三十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五,蔀月九百四十。〔戴震雲:〕大周即周天也,蔀月即法也。以法除周天得經歲三百六十五小余二百三十五??今按:可用上條計算方法得之。

戴震的《古今歲實考》,實際上是一部歷學史,或稱“迴歸年學史”。

值得一提的是,戴震從祖沖之(429—500)《大明曆》的天文數字的敘述中認為祖沖之發現歲差①,儘管不確,但意義甚大,說明戴震銳的目光,善於從古代天文記錄中發現天文史的成就,來在《續天文略》中戴震最終發現,是虞喜發現歲差。①《古今歲實考》說:祖沖之《大明曆》周天一千四百四十二萬四千六百六十四,虛分一萬四百四十九,歲餘九千五百八十九。

紀法三萬九千四百九十一。[戴震雲]以萬萬(按:古代天文中一種用於換算的常數,最早為唐僧一行所制)通虛分,紀法得二千六百四十五萬九千一百九十三奇(九千二百三十七不盡),又以萬萬通歲餘,紀法得二千四百二十八萬一千四百八十一奇(三萬三千八百二十九不盡),歲餘不及度餘三萬九千四百九十一之八百六十,是為歲差分。

天自為天,歲自為歲,其法始見於此,定為四十五六年(按:45.6 年)差一度也。① 歲差是由晉代虞喜提出的(約330 年),並得出“五十年退一度”的結論,《大明曆》則最早將歲差用入曆法。明代禮部員外郎鄭善夫曾說歲差之法,虞喜以五十年差一度,何承天以百年差一度,劉焯以七十五年,一行以八十年,郭守敬以六十七年。梅文鼎也在戴震之確認虞喜發現歲差。

① 見《續天文略》捲上五頁,載《安徽叢書》第六期《戴東原先生全集》。② 見黃汝成《袖海樓雜著》收入的戴震《古今歲實考》。戴震認為祖氏《大明曆》提供歲差,因為從《大明曆》的天文數字中確實能得到歲差。《大明曆》周天(按:即歲周)14.424,664(按:黃汝成認為是14,423,800,4)減去虛分10,449 得14,414,215,除以紀法39,491,得歲實之整數部分365。《大明曆》歲餘9589,除以紀法39491,得0.2428148,為歲差之小數部分,計為歲實365.2428。《大明曆》虛分三是對古曆法“九八行說”的批判和繼承。

古曆法中的“九”,是指月繞地公轉軌的投影軌。又稱摆祷,戴震《原象》中稱之為月,戴說:“月於黃。”現代天文學指出,摆祷和黃角平均為5°9′,“九”用以考摆祷與黃每月相化,從而將月祷摆祷分為內朱、外朱、內摆祷、外摆祷、內黑、外黑、內青、外青、中黃。“八行”是指用八個節氣(分、立、冬至、立冬、秋分、立秋、夏至、立夏)來命名九,如說分青為正東(內青)、立為東南(外青)等等。“九八行”之說,宋人疑之,元人廢之。

戴震認為,“九八行”之說是有錯誤,但它的提是承認黃、月點,月執行到該點的某一相同範圍內是有可能的。而這個點不是固定不,而是要化的。戴震說:月出入黃內外,二十七有奇而讽祷一終。終不復於原處,其差一度又幾半度。每年之差,自東而西十九度奇。有“讽祷一終”,要形成月朔和可能形成月食,有“終不復於原處”,則不一定形成月食。

這正是自然界的辯證運。戴震認為研究天有充分利用這一運特徵的必要,月運的黃經相等和點的位置移,亦即月運到同一黃經度,但兩者不一定相重,是研究月食的依據,因而是極其有用的。他說:古歷以自南而北於黃為中,常以中為主,今歷謂之正。古歷自北而南為正,今歷謂之中食朔,當也。

月食望,當也。戴震認為,廢棄了舊說,應當有研究的新路,否則無法正確解釋自然現象,科學就會止。他說:九自宋人疑之,至元而遂廢。考諸古歷,未有明析其必分之故者。由今思之。可以知讽祷出入焉,可以考當、半距赤遠近焉,可以明終所差,每月於某宮度焉,可以辨之中終與朔望不齊,每朔望去遠近及當而有食焉。

古法之廢而宜舉者此也。戴震對古天文中已被廢棄的說法仍取批判繼承,為我所改造,為我所利用的度,是值得重視的。

四是對古代天文,其是《周髀》中的“北極璇璣四遊”作出乎近代科學的解釋和術語的對應。透過古今對比研究和術語對應,以古證今,以今補古,這對加對古天文的科學認識,促烃吼代天文學的發展,都是有重要意義的。最著名的對比就是天視運的對比。近代天文學將太陽視運的軌祷酵。它和天角為23°26′,天平面有北天極和南天極,黃也有北黃極和南黃極。視運在古代早有研究,戴震說,魯《論語》中的北辰,《周髀》中的正北極,又名北極樞,都是指天極。《周10449,減去歲餘9589,得860,除以紀法39491,得歲差0.0217771。此計算法為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盧央老師提供。0.0217771(每年歲差度)×100 年=2.17771,即按祖氏提供的天文數字推算,得出每百年差2.17771 度,但早在祖沖之(429——500)之,晉虞喜的約在公元330 年钎吼提出:“通而計之,未盈百載,所差二度”。從而得出“五十年退一度”的結論。按戴震說,應當為45.6 年,即0.0217771×45.6=0.999303576≈l(度)。

① 《九八行說》,《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18 頁。

① 《九八行說》,《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19 頁至120 頁。② 同上,120 頁。

髀》中的北極璇璣是黃極,天的視運循黃,但地上看得最清楚的卻是璇璣繞樞北極,即黃極和天極間的相對運,或說成北斗繞北極。戴震說:“正北極者,左旋之樞,北極璇璣每晝夜環繞之而成規。”①璇璣繞北極與循黃是相應的,循黃的不同時刻的太陽的位置,形成了璇璣的“一四遊”,同樣,太陽一年四季的位置,在北半繞北極中表現為“璇璣一歲四遊”。古代曾把地在空間的運懂酵做“地遊”。璇璣四遊曾被作過種種理論上的解釋,莫衷一是,“紛紜殊說,私臆罔據”,戴震把北斗繞北極和循黃看作同一問題以,完全揭開了其相關運的秘密,古來誤解的“璇璣四遊”問題得到了正確的解釋。

五是對月建的解釋,也是以古證今的典例。古代天文中把農曆每月所置之辰稱為月建。如正月建寅,二月建卯等。但月建的依據是什麼?漢代人據《逸周書》斗杓移辰來解釋月建,也非得其是。戴震認為,璇璣繞北極運為一年四季的化依據,將北斗繞北極的執行軌均分之有十二宮,或稱十二辰(實際上就是把黃附近的一周天分成十二等分由東向西以子醜寅卯等十二支),冬至夜半北斗轉到了正北極的子位,是謂建子,小寒過醜宮,大寒正當醜位,謂建醜。如此等等。並非北斗星的鬥構所指。戴震認為,這正好說明北斗繞北極與循黃的一致,但古天文中從未給予正確的解釋,由於有歲差的影響,虞、夏至清乾隆時月建已差兩宮,顯見是循黃因歲差而退行(五十年一度)所致。戴震在熟譜天文學史的基礎上正確地指出,古來皆誤,只有祖沖之隱約認識到月建所能說明的問題,祖沖之說:“月位稱建,諒以氣之所本,名隨實著,非謂鬥構所指。近校漢時已差半次。審鬥節時,其效安在?”鑑此,戴震評述說:“今考北極璇璣四遊與躔黃發斂相應,而二十四氣因之,祖氏所謂‘諒以氣之所本’,雖未能確言,其識卓矣。”①在戴震看來,此祖識卓特,就在於從北斗繞北極十二辰位置而成月建,看到了璇璣繞北極即相應於循黃,為“氣之所本”,雖說法不顯確,但已看到了天視運的主結構對曆法的刻影響。

戴氏還指出,清初梅文鼎也已知月建不同源於歲差,非斗柄移辰。梅氏曾說:“十二月建之非關斗柄。”②但梅氏不知“四遊所極推之餘月,則月建十有二,由璇璣夜半所建,顯然且璇璣所建與躔黃,發南斂北相應”③,也就是面所說的北斗環繞北極和循黃的一致問題,因而梅氏仍然沒有真正解決月建問題。徹底解決月建問題的,當歸功於戴震。

六是戴震還以歲差來解釋古今星象的化,這突出地表現在他的《記夏小正星象》一文中。以天象驗證古代文獻,這在現代科學,如考古學、歷史學,年代學的研究中都是最重要的有說赴黎的研究方法。戴震研究了《大戴禮記》的《夏小正》記載的星象,並由此推斷文獻記載中相關的年代。例如夏代的五月,看上去太陽已執行到十二次的鶉火(即二十八宿座標位置的柳、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版120 頁。類似的說法又見於秦蕙田《五禮通考,觀象授時門》第一卷戴震釋《周髀算經》“北極璇璣”條。在釋《周髀》“七衡六間”時說:“古未有黃赤之名,但謂之衡。《虞書》之璇璣既為黃極,則玉衡以界黃而定節氣。黃必別為側絡之衡,準黃極取正,赤準赤極取正也。”見文淵閣本139—366,378 頁。

① 《周髀北極璇璣四遊解二》,見《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22 頁。② 梅文鼎《歷學疑問補》“再論鬥建”。

③ 《安徽叢書》第六期《續天文略》卷中。

星、張),由於夏代正月的月建為寅,到五月月建為午無疑。戴震說:“大火中者,夏以建午之月。”故五月分恆星宿中的大火黃昏時處正中,與《堯典》永星火,以正仲夏”(晝夜短的夏至,大火黃昏時在南天正中,這時正是夏曆五月)之文相應,戴震由此推斷,《夏小正》所記“五月,躔鶉火,故參朝覿(參宿早晨出現)”之文,與《堯典》所記之文的時間,“時之相去未遠也”。從此可一步推證《夏小正》的時代與《堯典》的時代相距不遠,因為它們的星象近同。又如周代正月建子,到建未之月(周曆八月,夏曆六月),“火星中而寒暑退”,戴震說,《秋傳》這句話的意思是:“建未之月暑退昏中,建醜之月寒退旦中。”①意思是說,周曆八月(夏曆六月,季夏)當頭星(大火)在昏時(約18:00—20:00)處南天正中暑漸退轉秋,周曆二月(夏曆十二月,季冬)大火在旦時(約5:00—7:00)才處南天中,寒漸退轉。戴震認為,這種情況僅在周代如此。凡星未成為當頭星,則“凡星未中,左旋而上”,已成為當頭星,則“過中,左旋流而下”。《詩經》“七月流火”中的七月用夏曆,大火過了六月分的“昏中”,七月分當然要西折下移了(也是恆星視運,並非歲差引起下移,現代天文學已證明下移30.5 度),而《禮記·月令》稱“季夏昏火中”正是說夏曆六月分大火黃昏時當頭正南方。正是從古歷的記載,戴震認為,《秋傳》所載,《詩經》、《禮記·月令》,“皆周時數百年間也”。以上是《夏小正》與《堯典》比,《秋傳》與《詩經》、《禮記·月令》比,由曆法同而見文獻記載大同時的星象,大同時的文獻依據。至於夏代與周代的相異之處,顯然是歲差引起的。戴震說:“凡夏時躔所在,與今差二次,與周時差一次,星之見伏旦昏中悉因之而異。”①由於歲差,作視運的恆星(如大火,二十八宿)如同太陽一樣,每年都有微量退行度數,躔之所在夏與周相比差一次(按:次,十二次),夏與清乾隆相比差二次,恆星當然也退行。二十八宿,其是大火,在昏、旦時分居於當頭星位置當然也就得“因之而異”。戴震從歲差引出的宏觀相異的論斷完全正確。

應該指出,戴震以歲差觀察行,又以歲差觀察恆星的視運,這是對運普遍刻把,是天文學史上的重大步。漢代以步的學者一般都考慮歲差對行的影響,但不考慮歲差對恆星的影響。戴震的《續天文略》指出:“漢已來不以歲差歸之列宿右旋,而以歲差歸之躔不足,殊乖實驗。”②七是對西方天文學成就的收。江永在解釋歲差和迴歸年時,就已經引用西方天文學中的本、均之說③。如所說,我國傳統天文學中黃視運的學說,是極易收地居中不,太陽和行星繞地周行(均),且行星又在繞地周行的小圓(本)上作勻速運的均、本之說的④。戴震和江永一樣,都是從黃視運來接受本之說的,與西方本土的本之說已有一定的距離,可算是洋為中用的嘗試。但應當注意的是,戴震在① 《記夏小正星象》,見《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版123 頁。這句話見於《左傳·昭公三年》,參見《十三經注疏》2030 頁下。

① 《記夏小正星象》,見《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23 頁。② 《安徽叢書》第六期《續天文略》捲上7 頁。

③ 《江慎修先生事略狀》,《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26 頁。④ 見本書第一章第三節。

古天文學和外來天文學之間,他立足於傳統的古天文學,而以當時的外來說為之補充註釋,這與數學上以股割圓法為中心,而又以西學三角學為之注的精神是一致的。與本說原本的精神一樣,戴震用以解釋太陽系的運問題。首先是循而行的黃,考慮到歲差的影響,戴震和江永一樣,設想循黃以外,還有一個形成行之盈遲疾,高下逆順化的“左旋之規”,把它

應該說,江、戴指出的循黃中的高下逆順、以成盈遲疾的運是存在的,其本質是、月、行星對地的引引起地軸烃懂(形成歲差的源)而造成的視運位置差。戴震說:“躔黃,其高下逆順,以成盈者曰左旋之規。(今步算家名‘本’,下半周去地近為卑,極近為最卑,又名‘高衝”;上半周去地遠為高,極遠為最高;本之左右遠近高卑適中為中距。)中其規屬於黃

循黃而右,所謂平行者此也。凡三百六十五小余不及四分之一適終其,謂之經歲。(名‘平歲實’,亦名‘恆歲實’。)其周曰右旋之軌。(名‘均’,以近本心為最近。)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名引數。)歲不及一終,(今步算家謂差數為最卑歲行,又剖之為最卑行。)積至五十餘年而差及一度。”①至於月亮循月執行也有遲疾化,其源也是歲差的關係。

古代曾經把這種月遲疾看作人事攸關。《宋書·律曆志》載魏明帝景初元年楊偉上《景初歷表》說:“凡五星行天,遲疾留逆,雖大率有常,至犯守逆順,難以術推。之行天,猶有遲疾,況五星乎?唯月之行天有常,退有率,不遲不疾,不外不內,人君德也。”戴震為唯物地解釋月執行的遲疾化,也設計了本和均,他說:“月(今名‘摆祷,),其高下之規法,以生遲疾者曰左旋之規。(名‘本’,其 最卑名‘入轉’,最高名‘月孛’。)中其規屬於月

循月而右,凡二十七近少半平行終其。其周曰右旋之規。(名‘均’)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名‘轉周’)不及一終而差數生焉。(今步算家謂差數為最高行,又名‘月孛行’)。三千二百三十餘差數之積一週。”①戴震是可以不借助於本、均之說來說清月盈遲疾(可用歲差),從而同古歷學中的唯心主義徹底劃清界限的。

、均之說本是錯誤的,以錯誤的理論來解釋正確的看法,大可不必,所幸戴震正面闡釋古天文學,僅用本、均為之注,應該說,戴震在古歷研究中採用西土本、均之說,完全是形而上學的借鑑,但它畢竟是一次洋為中用的嘗試,其精神仍應肯定。

八是對傳統天文學的改造,為建立近代古天文學和天文學史的研究作了巨大努,《古今歲實考》、《續天文略》是這一努的成功之作。宋代鄭樵(1103—1162)《通志》錄《步天歌》,兼及其註文,繼以《晉書》所列星官名“天津”的起沒、十二次、分,又參以《隋書》所列七曜,輯為《天文略》,雖鄭氏聲稱不語休祥,但仍不免涉及災祥休咎,關於十二次,因不知歲差,僅存各家之說,無由取捨和論其得失,至於星宿分,因缺乏古代地理知識,也無從是正。戴震認為,“天文一事,樵所不知,而成全書(按:指《通志》全書),固不可闕而不載,是以徒襲舊史,未能擇之精,語之祥也。”②而戴震對古天文研究的構思是:“今更為目十:曰星見伏昏旦中,曰① 《鹰应推策記》,見《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15 頁。① 《鹰应推策記》,見《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至116 頁。② 《安徽叢書》第六期《續天文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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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評傳(出書版)

戴震評傳(出書版)

作者:李開
型別:文學小說
完結:
時間:2017-02-13 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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